母亲家是抓阄分到的地，一大片荒坡子，紧挨着坟头。那地方村里人谁都知道不干净，可轮到谁就是谁，父亲闷着头扛着铁锹去了，一句多余的话没敢说。动工那天工人们就摔了跟头，砌墙的小伙子从脚手架上翻下来，胳膊刮掉了一长条皮，血顺着手指尖滴在刚抹好的墙根底下。过了两天父亲搬石头砸了脚，趾甲翻了，血从鞋面洇出来，拿纱布缠着硬撑到收工。村里人私底下说，那地底下的东西不乐意让人在上面动土，可谁也不敢在明面上说，怕把晦气带回家。
房子盖好住了半年多，怪事才来。
那天夜里十点多，母亲一个人上楼回房间。木头楼梯踩上去吱嘎响，每一声在安静的夜里都像有人跟在她后面半步。她摸到门口拉亮了灯绳，昏黄的灯光刚铺满房间，屋里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哎呦，谁呀？”不高不低，像是有人蹲在墙角看见了她，顺嘴问了一声。那声音贴着墙根转了一圈，尾音拖着一丝模糊的笑意，像是没睡醒的人在梦里说话。母亲整个人僵住了，手里的灯绳还攥着，指节发白。她扫了一圈屋子——窗帘垂着，柜门关着，床底下黑洞洞的什么也没有。她转身冲下楼，鞋底在楼梯上啪嗒啪嗒响成一串。姥爷开了门，她一头扎进姥爷怀里，喘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嗓子是哑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捏住了。
那之后她半个多月不敢自己上楼，每晚挤在姥姥姥爷屋里睡。有时候半夜被尿意憋醒，她坐在炕沿上攥着被角，盯着门口那道黑漆漆的门缝，憋到天亮才敢下地。有一回实在忍不住了，她摸黑走到院子里上完厕所，踩着月光往回走，一抬头看见二楼楼梯口站着一个人。那是个穿蓝底白花棉袄的女人，头发在脑后盘成一个圆髻，旧式的衣裳，袖口收得窄窄的，襟前盘着老布扣。脸上没什么表情，就那样站在楼梯拐角，月光从楼梯顶端的窗户照进来，落在她身上一小片，其余的都埋在暗处。她看着母亲，不眨眼，也不动，就那么低垂着眼睑，像是一直站在那里，等了好久了。母亲后来怎么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跑回屋里的，只记得趴在被子上哭的时候，姥姥在她后背上拍了好久，可谁也没起身去楼梯口看一眼。
那片坟地周围一共住了三户人家。离坟地最远的那一户，最先出了大事。
那家的女主人是在一个下午喝的农药。丈夫去镇上买种子，家里剩她一个人。她搓了一下午苞米，满手干皮，渴得嗓子眼发黏，进屋找水喝。暖瓶里的水是刚烧开的，她灌了一口烫得直抽气，急得在屋里转了两圈。就是这时候，屋里忽然有人跟她说话，声音不急不慢的，像是从墙缝里渗出来的：“大姐，大姐，你看墙根底下那个黑瓶子，那里面有水，甜得很，你快去喝吧。”
她扭头看过去，墙角果然放着一瓶农药。她认得那瓶子，是丈夫用来给庄稼除草的。可那声音不肯停，一遍接着一遍，不急不躁，像哄孩子吃饭一样柔，说那水凉快，说她渴了这么久该喝一口了。她说不上来那声音是自己的想法还是别人的，就觉得自己弯下腰去了，蹲下来拧开了瓶盖，仰头灌了一大口。农药烧过嗓子的时候她一下子清醒了，扔了瓶子想往外跑，可那声音又响起来了，这回变了调，带着一丝细细的笑——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嘶嘶的：“想跑？你往哪儿跑啊？下来陪我吧。”
她的腿一下子灌了铅一样沉，整个人被什么东西按在了地上，后背贴着地面，两只胳膊死死压在身体两侧。她想喊，嗓子像是被一双手掐住了，张着嘴却发不出声，只有一股股酸水从胃里往上翻。院子里有鸡在叫，风刮过晾衣绳的铁丝，发出细长的嗡嗡声，可她躺在地上什么都碰不到，只有后背传来的凉意一寸一寸往上爬。
丈夫回来的时候她已经没动静了，农药瓶滚在墙角，瓶口淌出一道褐色的湿印子，在地面上拐了一个弯停住。后来送到镇上医院，抢救了好几天才醒过来。她醒的时候嗓子还是哑的，瘦了一圈，眼窝深陷，手臂上挂着药水。她抓着丈夫的手把那天的事断断续续讲了一遍。她讲的时候屋里很安静，村长和村书记站在病床边上，听完之后谁也没接话。她丈夫当场拍了病床的栏杆，说当初就不该把地划在那片坟地边上，那块地压根不能住人。
后来村里重新分了地，那几户人家全搬走了。母亲家搬到了村东头，院墙外面是成片的苞米地。新房子敞亮，后窗开着能看见远处的山，姥姥姥爷终于敢晚上开窗透气了。
可母亲一直记得那件蓝底白花的棉袄。她说不上来哪里特别，可就是忘不掉——领口磨出来的旧光，袖口收窄的弧度，那女人站在楼梯拐角看着她的样子，不凶，也不急，就安静地站在那里，像是已经在那里站了很长时间了，像是知道她迟早会上来看见自己。有时候她在街上碰见穿旧式棉袄的老太太，脚步会下意识慢下来半拍，侧过头看一眼，确认那张脸不是她记得的那一张。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要停下来看。也许她怕那件棉袄又出现在某个楼梯拐角。也许她怕它终于不再出现在任何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