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火车在东北平原上疾驰，车窗外的白桦林连成一片金色的海洋。李副部长靠在窗边，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那本泛黄的笔记本，封皮上“鞍钢”两个字已经被磨得有些模糊。
他想起三十岁那年，退伍刚进鞍钢，师傅握着他的手教他看钢水的火候，说“炼钢就像做人，得经得住烈火炼，才能成好钢”。后来他从车间主任做到厂长，再到部里的副部长，走得再远，梦里总有高炉的轰鸣和钢水的红光。
“这雷，必须我来顶。”李副部长喃喃自语。他太了解鞍钢的工人了，他们朴实、耿直，爱厂如家，可一旦觉得有人要砸他们的“铁饭碗”，那股子劲儿能把天掀了。换个生面孔来，别说推行改革，能不能完整走出厂区都难说。
只有他，这个在鞍钢干了三十年的“老人”，才能让工人们暂时压下火气。
火车到站时，鞍钢的方厂长带着一群领导在站台等候，脸上堆着谨慎的笑。“老书记，一路辛苦，我在招待所备了饭……”
“饭就不吃了。”李副部长打断他，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通知下去，下午两点，在厂职工大会堂开万人大会，除了特殊岗位，所有职工必须参加。”
方厂长心里咯噔一下，脸上的笑容僵住了——他果然没猜错，部里是来动真格的。可看着李副部长那双深邃的眼睛，他不敢多问，只能连连应道：“是，我这就去安排。”
午后的职工大会堂，黑压压坐满了人。从白发苍苍的老工人到二十出头的青年学徒，一万多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主席台。李副部长走上台时，台下先是一阵安静，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不少老工人都认识他，这个从车间里干出来的厂长，当年为了给工人争取福利，敢跟上面拍桌子。
“老书记！”前排一个豁了牙的老工人喊道，“您可回来啦！”
李副部长笑着挥手，拿起话筒试了试音，醇厚的声音透过喇叭传遍整个大会堂：“离开鞍钢七八年了，今天回来一看，厂子规模大了，钢产量高了，可咱们的工人，还住在那些漏风漏雨的棚户区里——这怎么行，怎么能允许了？”
他伸手指向厂区东侧的方向：“我这次来，第一件事，就是给大家盖新房！部里批了一千万，加上各厂自筹的资金，咱们成立个建筑公司，就在那边，建一百栋五层的职工楼！”
他加重了语气：“年底之前，保证让第一批工人搬进去！以后，咱们鞍钢的工人，谁也不用再住棚户区！”
台下瞬间炸开了锅！掌声、欢呼声、口哨声混在一起，震得屋顶的吊灯都在晃。不少老工人抹着眼泪，互相捶打着肩膀——住了一辈子低矮潮湿的土坯房，谁不想搬进亮堂的砖楼？
方厂长坐在台上，惊得张大了嘴巴。他怎么也没想到，李副部长一上来就扔出这么个“炸弹”，这哪里是来“改革”的，分明是来送福利的！
等掌声渐渐平息，李副部长的脸色严肃起来：“但我今天要说的，不只是盖房子。”
他的目光扫过台下，声音低沉了些：“在座的不少人跟我一样，一辈子都在跟钢打交道。可大家有没有想过，咱们鞍钢靠什么活到今天？靠矿，靠煤，靠这些埋在地下的宝贝。”
“那要是有一天，矿挖完了，煤采光了，怎么办？”
这话像一盆冷水，浇得所有人都冷静下来。大会堂里鸦雀无声，只有通风口的风声在呜呜作响。老工人们低下头，青年工人皱着眉，谁也答不上来——他们这辈子就没想过“鞍钢会没矿”这种事。
“我知道大家不爱听，但这是事实。”李副部长拿起那份部里批转的文件，“美国的金矿小镇，澳大利亚的石棉矿，都是活生生的例子。资源总有耗尽的一天，咱们不能等那天来了，手忙脚乱地哭鼻子。”
他顿了顿，说出了那句在心里盘桓了一路的话：“所以，部里决定，从今天起，除了技术岗，所有普通工种，退休一个，替补一个，不再扩大规模。尤其是那些完全靠资源吃饭的小厂，一个新人都不能加。”
台下立刻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刚才的喜悦被担忧取代。有人急得站起来：“李书记，那我们的孩子怎么办？他们还等着接我们的班呢！”
“是啊，我儿子高中毕业了，就等着进厂呢！”
李副部长抬手示意大家安静：“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这是为了让鞍钢活得更久。咱们现在有八万人，十年后可能只剩六万，二十年只剩四万……人少了，负担轻了，才能集中精力搞技术，搞转型。”
他指着文件上的条款：“你们看，技术岗不仅招人，还能涨工资！咱们要建实验室，要请大学教授来指导，要炼出最好的特种钢，卖到全世界去！到时候，就算没了矿，咱们靠技术也能吃饭！”
为了让大家信服，他又抛出一个“甜头”：“刚才说的建筑公司，就从富余工人里招！盖职工楼，盖学校，盖医院……只要好好干，工资不比在车间里低！”
这番话像一剂缓冲剂，让躁动的人群渐渐平静下来。工人们开始交头接耳，有人觉得委屈，有人觉得在理，但没人再像刚才那样激动——毕竟，盖新房是实实在在的好处，建筑公司也能解决一部分人的生计。
散会时，方厂长追上李副部长，擦着汗说：“老书记，您这招太高了……先给甜枣，再打板子，我算是服了。”
李副部长叹了口气：“不是打板子，是刮骨疗毒。现在他们恨我没关系，只要十年后，他们还能有班上，还能住新房，就值了。”
他看着三三两两走出大会堂的工人，不少人还在议论盖房的事，脸上带着期待。“你看，工人是最实在的，只要让他们看到希望，再难的坎，他们也愿意迈。”
接下来的几天，李副部长马不停蹄地落实政策。建筑公司很快成立，第一批工人拿着图纸去丈量土地；技术岗的招聘启事贴满了厂区，报名的年轻人挤破了头；那些资源依赖型小厂的厂长被叫来开会，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却没人敢公开反对——毕竟，李副部长在鞍钢的威望摆在那里，加上“盖新房”的甜头，谁也不想当第一个跳出来的“刺头”。
消息传到部里时，周凯正在和清华大学的教授讨论炼钢炉改造方案。听说李副部长用“先盖房后改革”的办法稳住了局面，他忍不住笑了：“姜还是老的辣。”
“可不是嘛，”王部长在电话里感慨，“换个人，现在估计已经被工人堵在办公楼里了。老李这一招，既给了希望，又敲了警钟，高！”
周凯放下电话，走到窗边，望着远处的塔吊——那是红星器具厂新建的研发楼。他想起李副部长在火车上的决绝，想起大会堂里工人的掌声和担忧，忽然明白：改革从来不是硬邦邦的条款，而是人心的艺术。
给点甜头，不是妥协，是为了让大家有勇气面对阵痛；敲响警钟，不是恐吓，是为了让大家看清前路的方向。只有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让改革真正落地，让更多人受益。
东北的风已经开始变冷，但鞍钢的工地上，却一片热火朝天。李副部长站在职工楼的地基旁，看着工人们挥汗如雨，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知道，这只是开始，后面还有无数的硬仗要打。
但他不怕。因为他看到，在那些工人的眼里，除了担忧，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期待。而这份期待，就是改革最坚实的底气。
远处的高炉依旧在轰鸣，仿佛在为这位老将，为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奏响新的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