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昌站起身来，走到墙边，指着那幅临海市行政区划图。
老薛，你知道咱们临海市，现在的Gdp在全省排第几吗？
第三。薛虎臣不假思索地回答道。
对，第三。张文昌点了点头，十年前，咱们排第几？第一。
他转过身来，目光如刀。
十年前，临海港口的吞吐量占全省的百分之七十，临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的产值占全省开发区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可现在呢？舟山港的吞吐量已经超过我们了，江州开发区的产值已经是我们的两倍了。我们在后退，老薛，我们正在一步一步地后退。
为什么后退？他的声音陡然提高了，因为我们的干部不行了！因为我们上面的位子，被那些世家子弟占着，他们每天想的不是怎么把经济搞上去，而是怎么把自己的位子坐稳，怎么把自己的家族利益保住！因为我们下面的人，想往上走，却走不上去！因为真正能干的人，被压在下面，干一辈子也就是个科级！
临海的干部队伍，不是几个人的问题，也不是几个班子的问题。是整个生态的问题。这次中央巡视组来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咱们有理由去培养一批真正忠于人民的干部！
张文昌一拳砸在桌面上。
凌江玉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肩膀。她跟张文昌搭档了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他发这么大的火。
薛虎臣却没有动。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张文昌，眼睛里闪着一种复杂的光。
老薛，张文昌看着薛虎臣，声音恢复了平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这么干，是不是太冒险了？是不是不符合规矩？是不是将来出了问题，你我都担不起这个责任？
薛虎臣没有说话。但他的沉默，就是最好的回答。
张文昌看着他，忽然笑了。那笑容里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豁达，又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绝。
说实话，咱们在临海市还能干几年，等我们都退了以后，谁来管临海市？是那些世家子弟吗？是那些每天就知道拉关系、走门路的人吗？
很多人在这场浪潮里迷失了。有的人学会了拉关系，有的人学会了走门路，有的人学会了用手中的权力去交换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不能把一个烂摊子，留给后人。
我们这一代人是领路人也是铺路人。路铺好了，后面的人才能走得快。
薛虎臣深吸了一口气，站起身来，张书记，名单我给您列。三天之内，我把前二十名的详细材料，放在您的办公桌上。
张文昌看着他，缓缓地点了点头。
我要的，不是二十个人。张文昌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那座在雨中渐渐沉睡的城市，我要的，是一支队伍。一支能跟世家掰手腕的队伍。
凌江玉一直没有说话。
她是市长，管的是经济。人事上的事情，她一般不怎么插手。但今天晚上，她坐在这个房间里，听着张文昌和薛虎臣的对话，她的心里，也翻涌着一种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情绪。
张书记，凌江玉忽然开口了，我有一个问题。
张文昌转过头来看着她。
您说。
您选出来的这些人，凌江玉的声音很平静，您打算把他们放到什么位子上去？
张文昌愣了一下。
这个问题，他其实还没有仔细想过。他今天晚上的情绪，更多的是一种积压了多年的愤懑和不甘。他想的是，要把真正的人才选出来，要给临海市的干部队伍换一换血。可换了血以后呢？这些人放到哪里去？
放到区县去当一把手？下面的老书记们能服气吗？
放到市直部门去当局长？那些在位置上坐了十几年的老油子，能配合他们工作吗？
还是说，直接放到市委市政府的核心部门去？那就等于在那些世家的眼皮子底下，安插自己的人。
凌江玉看着张文昌沉默的样子，知道他在想什么。
张书记，她站起身来，走到张文昌身边，也看向窗外，我在政府这边，管着几十个局委办，几百个县处级干部。我跟您说句实在话——现在临海市的干部队伍，最大的问题，不是人不行，是位置不对。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能干的人，没在重要的位子上；在重要位子上的人，干不了事。凌江玉的声音很轻，我给您举个例子。市财政局的老局长，还有两年退休。这个人怎么样？能力是有的，资历也是有的。可他现在是什么状态？每天准点上班，准点下班，开会的时候就念稿子，审批的时候走流程。他不干事，也不惹事，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可如果，她顿了顿，如果把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放到这个位子上，会怎么样？
张文昌看着她，没有说话。
会出问题。凌江玉自己回答了自己的问题，财政局是个什么地方？全市的钱袋子。你把一个年轻人放上去，谁听他的？下面的科长敢阳奉阴违，旁边的副局长敢拉帮结派，到最后，这个年轻人要么被同化，变成第二个老局长；要么被架空，变成一个摆设。
所以您明白了吗？她转过头来看着张文昌，选人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选出来以后，怎么用。
张文昌沉默了很久。
他走到会议桌前，拿起那摞区县报上来的名单，翻了翻，然后又放下了。
江玉同志，他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凝重，你说的这些，我都想过。可我还是那句话——我们不能等了。
与其等着他们把我们这些老人一个个熬死，把所有位子都占满，不如我们先动起来。哪怕只放出去三五个，只要这三五个能站住脚，能立住威，后面的人就有了盼头。
一个人，可能翻不起什么大浪。他的眼睛里忽然闪过一道光，可如果有十个人呢？一百个人呢？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老薛，除了评分，再加一个你觉得合适的岗位！
薛虎臣回到自己办公室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靠墙摆着两个巨大的铁皮文件柜，里面整整齐齐地码着全市所有县处级以上干部的档案。
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没有开灯，只是借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静静地坐了很久。
然后，他拉开了办公桌最下面的那个抽屉。
里面是一沓手写的稿纸，最上面用钢笔写着一行字：
《临海市年轻干部观察记录（内部参考）》
落款是：一九九零年春，薛虎臣手记。
薛虎臣看着这行字，嘴角忽然浮现出一丝苦笑。
这已经是他记的第四本了。
从他刚调到临海市委组织部当副部长的时候开始，他就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调研，每参加一次会议，每跟一个干部谈话，他都会把那些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年轻干部，记在这个本子上。
他看着扉页自己写的一段话，中国的官场，从来不是一台公平的机器。它更像是一片原始森林。在这片森林里，有参天大树，有灌木野草，有豺狼虎豹，也有飞鸟鸣虫。你想在这片森林里活下去，光靠善良是不够的，光靠努力也是不够的。你得学会跟大树抢阳光，跟豺狼抢地盘，跟整个生态体系，去争夺那一点点生存的空间。
而最后能活下来的，往往不是最强壮的，也不是最聪明的。
而是最能适应的。
他开始一页一页翻本子。
本子上没有日期，没有条理，全是他自己看得懂的记号。有的名字后面画个圈，有的画个三角，有的打个叉，有的画一道长长的横线——那是他否定了的人。
临海市委办综合一科科长 林兆和，三十五岁。去年全市抗洪，林兆和跟着张文昌在堤坝上守了三天三夜，脚都泡烂了。汇报的时候一口一个书记放心，当时薛虎臣在旁边看着，心里是夸过一句的。
他给这个林兆和写到本子上后开始调查他，结果就是光是去年一年，光是他老婆娘家那边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通过林兆和调到市里事业单位的，就有五个。
薛虎臣提起笔，在林兆和的名字后面，画了一道横线。
年轻人有毛病不要紧。毛病能不能改，什么时候改，改完了还能不能再用，那都是后话。一个屁股还没擦干净的人，是绝对不能进临海市未来希望的名单。
市财政局预算科科长 钱维扬，三十四岁。这个人算账一把好手，这是真的。可这个人，太。领导一句话还没说完，他账已经算好了三个版本，哪个版本对哪个领导的心思，他门儿清。
这种人，用得好是一把刀，用不好是一把刀——架在自己脖子上的那种。
薛虎臣在他名字后面画了个三角。三角是再看看的意思。
他就这么一页一页翻，一页一页挑。
本子上几百个名字，他挑挑拣拣，划掉的划掉，圈的圈。到最后，他在白纸上写下了二十个名字。
写完他自己又从头看了一遍，改了两个，添了一个，又删了一个。
二十个人，凑齐了。
这二十个人，年纪最大的三十六，最小的二十七。有县委副书记，有市政府副秘书长，有团市委书记，有开发区的副主任，有街道党工委书记，有大一点的国企厂长。分布在党群、政府、经济、政法各条线上。
这二十个人，搁在临海市几百万人口里看，是凤毛麟角；搁在全临海一万两千名科级以上干部里看，是百里挑一；可搁在这张纸上，他们就是临海市往后十年的本钱。
薛虎臣从抽屉里拿出一沓裁好的白纸——巴掌大的小纸片。这种小纸片，他用了十几年了。每次心里头要掂量一个人的时候，他就把名字写在这种小纸片上，摆在桌子上，像摆牌九一样摆来摆去。
他提起笔，在五张纸片上，分别写下五个名字。
周明扬。
沈慧茹。
贺长川。
陈立民。
徐慎。
写完，他把这五张纸片在台灯底下摆成一个梅花的形状，正中间空着，留给——第一名。
然后他往椅背上一靠，抱着胳膊，盯着这五张纸。
周明扬。临海市委副秘书长、市委政研室主任。三十四岁。这个人是张文昌一手提拔起来的。来临海三年，周明扬干了两件事。
第一件，给张文昌写了三年的讲话。从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到年终总结，到给省里的汇报材料——全是他的手笔。张文昌在临海这三年的施政语言，有一半是周明扬替他说的。
第二件，他牵头搞了一次全市的经济大调研。三个月写出来一份《临海经济发展战略思考》，那份材料薛虎臣看过，数据扎实，判断准，连省里的政研室都专门打电话来要过。
这样的人，排第几？
薛虎臣伸出手指，把周明扬那张纸片往中间的空位推了推。
推到一半，又停住。
他摇了摇头，把周明扬又拉回到外圈。
不行。
周明扬这个人，是一把好刀，但这把刀太贴张文昌的身了。他的每一分成绩，都和张文昌绑在一起。排第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临海未来的一把手，要从张文昌最亲信的笔杆子里头出——这话说出去，张文昌自己心里头，会不会也犯嘀咕——你薛虎臣这是替我张家立储呢？
而且，周明扬缺一样东西。
他没在地方上干过。他写的报告再漂亮，那是纸上的功夫。真把他扔到一个县去当县长，他头三个月能不能把局面稳住，薛虎臣心里没底。
年轻人，不能一步登天。一步登上去的，下一步就是摔下来。
薛虎臣把周明扬那张纸片，从的位置，挪到了。暂且放在了第二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