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新
我是1939年元月逆麻阳江而到达贵州铜仁的。我进国立三中是因邹子铭的介绍，校方百般阻拦，经过等待与考试才收容、安置我在师范部第四班读书。1941年7月我在铜仁师范学校毕业，翻过梵净山，顺乌江而下到四川重庆。在铜仁整整两年半。我在学校里，除正常上课学习外，还阅读马列主义的哲学、经济学与历史学等方面的书刊，课外参加进步的活动。这些虽已过去半个世纪，一些情况，历历在目。
一、1939年春，学期开课不久，我班召开全班学生会，除原有班会组织外，决定增加“时事研究会”。因我刚进去，没有担任班会工作，就推我负责。我去校本部图书馆，巧遇管理员马重兰先生（余正清的夫人），她借给我一批进步的时事书刊。我拿回班上互相传阅，一二个礼拜讨论1次，全班同学自由参加，有时老师也来参加讨论，每次总有二三十人。一个学期结束，自然就停止了。（1940年学校取消了时事研究课）
这个学期，有一次我去访高中部柳军岳同学，在校外他们的住处碰到邹子铭等同学，正要开会讨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章节，因我事先没有阅读有关书刊，而留我旁听，他们准备充分，发言很热烈。
二、1939年暑假，邹子铭等一批进步同学离校后，高中部同学翟可超约我去生物老师余正清家，从此就在余先生的领导下，成立了由程可超、裘莲锦、陈德昭和我四人的读书会核心小组。主要由余先生讲国内外形势，重点是国共关系；谈论读书会如何活动；团结进步同学与顽固分子斗争。学校里发生了大事，如高中部罢课、绝食斗争，就经常碰头讨论。这个小组，一直坚持到1940年春余先生一家离开铜仁。
余先生担任我们的生物课。1939年暑假，他在靠近师范部附近东山脚下租了民房，二间卧室与饭厅、厨房互相连通，每间房都有两个门，其中有一间卧室有三个门，必要时可不走出大门，直接上东山树林。马重兰先生的母亲，经常带了外孙女坐在门外，发现有什么情况，就回家来说，因此，我们开会时，从未碰到什么意外。
余先生离开铜仁的前几天，他留下了通讯暗语与地址，告诉我隔一定时间去铜仁某居民家看信。另外留给我40个银元，以备紧急时离开铜仁之用。不久，简师第二届毕业的董春泉校友（系陈德昭的好友）急于离开，将钱要走。
三、1939年下半年，来了顾诗灵先生，担任我班的语文与历史课，并为师范部讲时事研究课。他第一次是在食堂里讲时事大课，对“五四”运动发挥了一下，就被黄新运主任注意。事后我找顾先生介绍了学校情况。顾先生不取材《中央日报》、《扫荡报》，而以延安《解放日报》与《群众》杂志上的文章作为讲课的内容，以新华社的观点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语文课讲进步的文艺理论，如“论典型”；以艾青的长诗《队长骑马来了》作补充教材。曾教过一篇论性的善恶的文章，讲“性”的善恶由阶级决定，引起了一场争论，班上有的同学坚决反对。历史课以辩证唯物论为依据。
顾先生来后，在他家里曾请乔光鉴先生教我们几个学“世界语”，但不久乔先生不见了。后来，据说他到贵阳被害了。我与顾先生个别谈得较多。不久他告评我，贵阳来信，已知我们四人小组的情况。因此，我与程可超商定，一天晚上领顾先生去余先生家，他俩单独谈话。
事后不久，顾先生向我提出，如果你们读书会的人要求解决党的组织关系，怎么办？我与程可超商议，假如能通过顾先生成立支部，那就好了。约定顾先生在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三个人在南门外有农作物的旱地里会谈，意见是他发展我俩入党，组成支部。顾先生将我们的意见与要求向贵阳组织汇报，但此事，一直无下落。据说，他到铜仁后，与贵阳党组织一直联系不上来。
我班同学陆玉书性情豪放，好写文章；孙孝文学木刻，我们几个人就组织刊出黑板报，顾先生题《南风》二字，作为刊名。
顾先生的讲课已引起班上一些顽固的同学不满。秋末冬初全班同学在铜江边露营，借顾先生少捐野餐费，他们就反对顾先生参加会餐。我仍以班上的名义邀请他参加我们一组的会餐。
四、1940年春，国民党何应钦嫡系28师以剿匪名义已驻扎在铜仁县城外围，准备逮捕所谓共党分子。学校内国民党党员活动频繁，气氛很紧张。余正清、马重兰及刘尤苇等老师不得不先后离开学校。后来，大批进步同学也陆续分头离校，学校发出通知，开除大概30来人的学籍。
这年夏天，国立三中改组，校长由周邦道换成了李超英，师范部改归贵州省立学校，章廷俊顶替黄新运担任校长。在暑假结束时，顾诗灵老师突然被解聘。
1940年冬，形势最为紧张，学校当局函请当地驻军公开逮捕进步学生。12月9日逮捕高中部蒋澄斋，20日逮捕高中部庄世泽、许国华、汪应基、倪祖培、与刘映澄等六人。这时，高中部周乾生与铜仁师范陆玉书等同学紧急离校。高中部被捕的六人，其中四人由学校保释，硬说蒋、庄两人是为首的异党分子，被杀害。（“关于1940年冬国立三中逮捕进步学生事件的回忆”许国华曾写文章发表在1984年《铜仁地区党史资料》第一期）（八十年代，蒋、庄两同学的家庭，通过组织也要求我写了证明。）
1940年12月24日夜，国民党驻军穿了便衣来铜仁师范学校，当时晚自习刚结束，有人来我们班上叫孙孝文、谭孝浚到校长办公室去。顿时教室里的气氛就变了。我因第二天要监厨值日，就回寝室，收拾了剩下的一本苏联小说书，借机又将一些可能引起麻烦的纸条在厨房的灶门里烧了，作了万一被捕的准备。过不久，就证实孙、谭俩人被逮捕。过了几天，他俩先后回来找章校长谈话，没有与任何同学讲话，即回被关押的地方。再过几天，获保释。他俩回学校后，心情紧张，不敢与人交谈，暗地里给我打招呼，谈了几句：是学校开列名单逮捕的。铜师写的是我和他俩共三人。罪名是“思想反动，行为不轨……。”学校担保后，各自写了悔改书，就释放。
1941年的“五·一”节，我快毕业时，校长专找我谈话，大意是警告我，并暗示由于我大病之后，健康不佳，12月24日要逮捕又放弃了。（实际是他们没有拿到确实证据）。他们虽已知道我以“柳运”的假姓名订有一些《世界知识》、《时事类编》之类刊物，但未检查到中共中央对皖南事件的声明、对国民党的抗议与皖南事件的实情等宣传品。更未找到我保存的马列主义书刊与谈论时局的信函等。
我保管的进步与革命等“禁书”早已贮藏在学校附近的豆腐铺里。老板很理解，老两口就将书报藏在楼上柴草堆里。我每天早晨去买豆浆，可以来回带些书刊，避免注意。在我毕业前，就将几箱书刊全交给铜仁同学龚福生。
在反共高潮时期，我们留下来的进步学生，还是照常加强自学，假期仍参加学校组织的下乡宣传抗日救国，深入农村调查。与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失去老师的领导与定期的碰头，但必要时，仍传阅中共报刊等宣传品，或明或暗地联系。记得在我痢疾严重时，王以周同学（江苏徐州人），被学校迫害，几次来与我商谈，决定他及时离校。
现在回忆起来，我们这些天真、纯洁的学生，国共合作初期有阅读进步书刊的条件，抗战的洪流又使我们聚集在铜仁。要求进步，要求民主与自由，不愿做亡国奴，志同道合碰在一起，很自然地形成不拘形式的读书会，交流学习心得，谈论时事，发挥了年轻人美好的理想。
王维新，男，浙江桐庐人。1939年—1941.7在国立三中师范部就读。1945年从事水利建设事业，1950年春从南京调到北京，一直在水利部门工作。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