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机场的路上，谁都没有多说话。
我看着窗外熟悉的街景，那些老楼房、小店铺、行色匆匆的路人……清晰地刻进心里。
换登机牌，托运行李，过安检。
候机大厅里熙熙攘攘。
周教授坐在椅子上，腰板挺得笔直，他望着登机口的屏幕。思李靠在我身边，戴着耳机，不知在听什么。
当广播里响起我们航班登机的通知时，周教授缓缓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襟。
他回头，最后看了一眼身后转向我和思李：“走吧。”
“嗯。”我牵着思李的手，另一只手拉起了拉杆。
脚步迈出去，走向舱门。
身后，是半生的悲欢、挚友的牵挂、长眠的爱人，是深入骨髓的故土之根。
身前，是浩渺的云海、遥远的南半球、陌生的语言和生活，是一个需要重新扎根的地方……
——女儿未来的期盼。
飞机冲上云霄，我紧握着思李的手，看向窗外。
地面上的灯火越来越小，最终连成一片模糊的光网，消失在云层之下。
周教授坐在靠窗的位置，一直看着外面，直到夜空彻底被云海取代。
他收回目光，闭上了眼睛…
我靠在椅背上，也闭上了眼。
心里那根紧绷了许久的弦，稍稍松了一些…
走吧——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
生活这趟列车，又一次，轰隆隆地驶向了下一站。
而这一次，轨道延伸向了大洋彼岸，一个尚在未知中的新地点。
当飞机到达墨尔本的上空时，思李的小脸紧紧贴在玻璃上，发出小声的惊叹。
我握着她汗湿的手，心里那根松了一点绷的弦，反而绷得更紧了。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小泽一家住在墨尔本近郊。
房子是典型的澳式住宅，带着宽敞的阳台和花园…
琳达的安排周到而体面：我和思李住在二楼一间带独立卫浴的客房，窗户正对后院。
最初的日子是在兵荒马乱中度过。
时差让思李白天昏昏欲睡，夜里精神奕奕。
我强打精神，在陌生的环境中摸索着使用烤箱、洗碗机…却常常手忙脚乱。
琳达善解人意，总说“刘阿姨，随便做点就好”，但她不经意扫过灶台的目光，仍让我感到了无形的压力。
语言是更大的壁垒。
一次我带思李去社区公园，她想玩秋千，却被一个金发小男孩抢先。思李委屈地看我，我张了张嘴，那句简单的“could we take turns?”在舌尖打转，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那一刻，巨大的无助感几乎将我淹没。
我牵着思李的手，逃离了那片充满孩童笑声的草地，孤单的娘俩在异国的阳光下不知所措…那一刻：心想我真不该来！
周教授是这里唯一的暖色。
他适应得比我快，每天戴着老花镜，抱着ipad 认真地学英语，还会拉着小杰和米娅当“小老师”。
他看出我的窘迫，常在琳达面前，不经意的夸我：“今天这汤熬得地道，还是小青的手艺合我胃口。”
这些话语像小小的楔子，在这个崭新的环境里，为我撬开一丝缝隙可以透气。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涌动。
琳达的“体贴”逐渐显露出另一面。她开始“建议”我如何分类垃圾，指出哪些清洁剂更适合本地材质，甚至委婉地提醒我，周教授午睡时，我走路的声音可以再轻一些。
这些可以算是女主人的持家之道，最让我如坐针毡的，是家里那三位非裔佣人。
她们似乎结成了无声的同盟，已将我隔绝。
负责清洁的玛利亚，每次我经过她拖过时、即便我再三小心，她锐利的目光也会立刻扫过来，我听不懂她的嘟囔，她会拿起拖把，在我身后再来回擦上几下，她的不耐烦，更像针。
年轻格蕾丝在厨房帮忙，些她手脚麻利。我想在厨房给自己和思李弄点家乡食物时，她总是在旁一言不发的“监视”。
有一次，我只不过用了一个炖锅熬了点小米粥，事后我发现那口锅被消毒后放在了水槽最下方。
最让我不适的是管家索菲亚，她约莫五十岁年纪，总是穿着平整的制服，神情严肃。
她英语最好，也最懂得琳达的心思。
她分配工作时，会简短的告诉我：“周先生的房间我来整理，您只需要照顾好孩子和自己。”
仿佛我靠近周教授的房间都是一种冒犯。
用餐时，她和玛利亚、格蕾丝三人轻声说笑，偏厅的气氛融洽，可一旦我或思李出现，那笑声便会戛然而止，变成一片沉默。
我既不是主人，又不像仆人是一种双重的孤立。
我开始想念国内的大美丽…还有那春桃牛肉饭…
真正的考验是一个周末的傍晚。
小泽公司有聚会…周教授有些咳嗽，我想给他蒸个冰糖雪梨。就在我处理梨核时，水果刀一滑，在料理台的表面留下了一道细细的划痕。
此时琳达进来了，她发现了那道划痕。只是用手指反复摩挲着那道痕迹，叹了口气，用英语对管家索菲亚说：“这可是我们结婚时定制的台面，这个蠢货。”
她的声音不大…我听懂了这句。
周教授正好走了进来，也听懂了，他只是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转身上了楼。
那天夜里，我躺在陌生的床上，眼泪浸湿了枕头。
那道划痕，划伤的不仅是台面，更是那层温情脉脉的薄纱。
我清楚地意识到，在这里，我终究是一个保姆，所有的友好都是建立在雇主心情好的基础上。
我起身，看着窗外陌生的星空，想起了李春桃，想起了小纹，我们这些如蒲公英般的女人，拼尽全力漂洋过海，落脚的土地，是否真的能让我们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