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发生在罗刹国一个叫做萨拉托夫的地方。
那年的秋天来得特别早，九月还没过完，伏尔加河边的白桦树就落尽了叶子，光秃秃的枝丫像一具具倒插在泥地里的枯骨。天是铅灰色的，低低地压在城市上空，让人想起冬天就要来了，而且会是一个很长的、能把活人冻成冰棍的冬天。
正是在这样的时节，萨拉托夫城里的女人们开始不安分了。
不是因为季节更替，也不是因为粮食短缺。不，亲爱的读者，罗刹国的女人从来不怕寒冷，也不怕饥饿。她们怕的是——孤独终老。
在罗刹国，一个没有出嫁的女人，到了三十岁还顶着一张光鲜的脸在街上走，邻居老太婆们就会在窗口交头接耳，用那种只有罗刹国老太婆才有的、像生锈的铁门合页一样吱嘎作响的嗓音说：“瞧，那个老姑娘又出来了。”而到了四十岁，就连这些老太婆也懒得议论了，因为议论一个四十岁的老姑娘就像议论一块路边的石头——毫无意义。
萨拉托夫城里，这样的女人据说不下七十个。她们散布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有的在国营百货商店当售货员，有的在区教育局做文书，有的是退了休的芭蕾舞演员，有的什么都不是，只是靠着一份从不知道哪个远房亲戚那儿继承来的微薄遗产苟延残喘。她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还没嫁出去。
但也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她们都坚信自己不是嫁不出去，而是“没有遇到对的人”。
这其中的区别，就像罗刹国冬天里的两种冷：一种是你穿着厚呢子大衣、戴着毛皮帽子走在零下三十度的户外，那种冷是诚实的、坦荡的、你知道只要回家喝上一碗热红菜汤就能解决的；另一种是你穿着单鞋踩进一个被薄冰覆盖的水坑，冰破了，冰水灌进鞋里，那种冷是阴险的、背叛的、会让你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里一边哆嗦一边咒骂自己的愚蠢。
七十位大龄未婚女性，就活在第二种冷里。
她们每天刷着手机，看那些光鲜亮丽的网络文章，文章里教她们说“女人要爱自己”，“嫁给自己才是最浪漫的事”，“婚纱不一定要别人买给你，自己买的婚纱才是真正的独立”。她们如饥似渴地吸收这些养分，就像萨拉托夫郊外那些被化肥烧坏了根茎的向日葵，拼命地把头朝向太阳，却不知道自己的根已经烂了。
有一天，一个叫安娜·彼得罗夫娜的女人在某个社交平台上看到了一条消息。
安娜·彼得罗夫娜今年三十八岁，在萨拉托夫的一家国营书店工作。她长得不算丑，但也绝不算好看——一张典型的罗刹国中年女人的脸，颧骨高，下巴圆，眼睛底下永远挂着两个青灰色的眼袋，像是被谁用沾了墨水的指头按了两下。她每天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羊毛衫，梳一条辫子，辫子上的棕色橡皮筋总是松垮垮的，像一条快要断气的蛇。
那条消息是这样写的：
“一生一世·嫁给自己——大型集体婚礼暨自我宣誓仪式。地点：萨拉托夫市郊外‘白桦林’庄园。时间：十月十五日。费用：每人八千卢布（含婚纱租赁、化妆造型、场地使用、摄影师跟拍）。仅限未婚女性，年龄不限，但谢绝已婚已育者。”
消息底下配了一张图片：一片白桦林，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地上铺满了金色的落叶，一个穿着白色婚纱的女人背影站在林子中央，头纱被风吹起来，像一只即将飞走的鸟。
安娜·彼得罗夫娜盯着那张图片看了整整十分钟。
她的心脏跳得很快，快到她能听见血液在太阳穴那里“咚咚”地撞。她想起自己十七岁那年，隔壁班的男生瓦洛佳在走廊里递给她一颗太妃糖，她剥开糖纸的时候手在抖，糖掉在了地上，瓦洛佳笑着说“没关系，我还有一颗”，然后从口袋里掏出另一颗。那颗糖她没吃，放在铅笔盒里放了三年，直到铅笔盒被弟弟弄丢。
后来瓦洛佳娶了别人。
后来还有过几个男人，但都没有下文。
后来她就三十八岁了。
安娜·彼得罗夫娜的手指悬在手机屏幕上方，微微发颤。她深吸一口气，点进了那条消息的评论区。
评论区已经炸了。
七十个女人——不，准确地说，是六十九个女人加上她自己——正在评论区里热火朝天地讨论着。她们的头像五花八门：有抱着猫的，有对着镜子自拍的，有不知道从哪个旅游网站下载的比萨斜塔照片，还有一张是某个女人穿着白色连衣裙站在夕阳下的剪影——看起来很美，但仔细一看，那条白色连衣裙的褶皱处有一块明显的污渍，像陈年的番茄酱。
“姐妹们，我已经报名了！”一个叫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用户写道。她的头像是一束快要枯萎的玫瑰，滤镜加得很重，玫瑰看起来像塑料的。
“我也报了！八千卢布，买一个仪式感，值！”另一个叫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用户附和道。她的头像是她自己的侧脸，下巴抬得很高，鼻孔对着镜头，像是在嗅什么东西。
“等一下，姐妹们，婚纱是租的还是送的？”一个声音谨慎地问。这个用户的名字是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头像是她家的一只灰色虎斑猫，猫的眼睛是黄色的，圆圆的，看起来比主人聪明。
“活动介绍上写了，是租赁，活动结束后要归还的。”有人回答。
“租赁？那我要是不还呢？我自己穿的婚纱，凭什么还？”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这句话像一颗石子扔进了平静的水面，激起了层层涟漪。
评论区瞬间分裂成两派。一派认为婚纱既然是租的，当然要还，这是基本的契约精神；另一派则认为，自己花钱租的婚纱，穿都穿了，凭什么还回去？再说了，婚纱是婚礼用品，嫁给自己也是一场婚礼，婚礼上穿的婚纱就是自己的，哪有还回去的道理？
“你们这些女人，思想太僵化了。”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用一副过来人的口吻写道，“这个社会教我们忍让，教我们守规矩，但我们不能再忍让了。我们穿过的婚纱，就是我们自己的婚纱。商家要是敢来要，我们就跟他们讲道理。八千卢布呢，八千卢布买一条婚纱怎么了？外面一条普通的婚纱也要一万五，我们才花八千，这已经是优惠了。”
这条评论获得了四十七个点赞。
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的那只灰猫头像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发出一行字：“但活动介绍上写得很清楚，是租赁。租赁的意思就是——要还。”
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没有回复她。她不需要回复。她已经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就像一只把头埋进沙子的鸵鸟——不是因为她看不见危险，而是因为她觉得沙子底下比外面安全。
安娜·彼得罗夫娜翻完了所有评论，最终也报了名。
她交了八千卢布，用的是她上个月的工资。交完钱的那一刻，她觉得自己的心脏又“咚咚”地跳了起来，但这次不是因为激动，而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像一根细细的针尖，扎在她胃的最深处。
她把这种不安归结为“婚前焦虑”。
毕竟，一个女人一辈子只嫁给自己一次，对吧？
十月十五日，萨拉托夫。
天还没亮，安娜·彼得罗夫娜就醒了。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从去年春天就开始存在的裂缝，裂缝的形状像一道闪电，又像一个歪歪扭扭的问号。窗外的风在吹，吹得窗框嗡嗡作响，那声音像有人在远处哭。
她花了两个小时化妆。
粉底液是她在打折时买的，比肤色白了一个色号，涂在脸上像戴了一张面具。眼影是蓝色的，涂得很厚，像两只被踩扁的蝴蝶趴在眼皮上。口红是大红色的，她涂了一遍又一遍，直到嘴唇看起来像被切开的新鲜牛肉。
然后她穿上自己最好的一件外套——一件暗红色的呢子大衣，领口有一块怎么也洗不掉的油渍，她用一条围巾挡住了。
她走出家门的时候，天还没完全亮。街灯还亮着，昏黄的光照在湿漉漉的人行道上，映出她瘦长的影子。影子拖在她身后，像一个沉默的、不想跟来的东西。
她在街角的公交站等车。等了二十分钟，来了一辆破旧的巴士，车身漆面斑驳，车门关上时发出“嘎吱”一声，像老人在咳嗽。她上了车，车上没有别的乘客，只有司机——一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穿一件油腻腻的夹克衫，嘴里叼着一根快要燃尽的烟，烟灰掉在他自己的裤子上，他也不掸。
“去哪？”司机问。
“白桦林庄园。”安娜·彼得罗夫娜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那一眼很短暂，但安娜·彼得罗夫娜捕捉到了他眼睛里一闪而过的东西——不是好奇，不是同情，而是某种类似于认领尸体时的那种平静的确认。
“郊外那个？”司机把烟头掐灭在方向盘上。
“对。”
“那地方以前是个疗养院，”司机发动了引擎，巴士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后来倒闭了。再后来有人租下来办过几次活动，都不长久。听说那片地底下以前埋过东西。”
“埋过什么？”
司机耸了耸肩。“谁知道呢。罗刹国这片土地上，什么东西没埋过？”
巴士在空旷的街道上行驶，穿过萨拉托夫还在沉睡的城区。他们经过一排排灰色混凝土楼房，楼房外墙上的漆早已剥落，露出底下更深一层的灰色。经过一个十字路口时，安娜·彼得罗夫娜看见路口中央有一个老太太在烧什么东西，火光映在她布满皱纹的脸上，那张脸像一张揉皱又展开的旧报纸。
“那是在干什么？”安娜·彼得罗夫娜问。
司机没有回答。他只是加快了车速，巴士颠簸着驶过那个路口，把火光和老太太都甩在了身后。
车子开出城区，路况越来越差。柏油路面变成了碎石路，碎石路变成了泥土路。路两边是望不到头的白桦林，树干是白的，树皮上有黑色的斑点，像一只只睁开的眼睛。风穿过林子，发出一种尖锐的、持续的口哨声。
安娜·彼得罗夫娜的手机震了一下。她低头一看，是活动群里的消息。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发了一张自拍——她已经在现场了，身后是一栋灰白色的两层楼房，房顶上的烟囱歪了，像一个喝醉了酒的人在倾斜着身子。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穿着一条米白色的婚纱，婚纱看起来不错，但仔细一看，腰部的蕾丝已经起了毛球，裙摆边缘有几处明显的撕裂。她咧着嘴笑，露出两排整齐但偏黄的牙齿。
“姐妹们快来吧！婚纱已经挑好了！好多款式呢！”
紧接着是十几条消息，都是已经在现场的女人们发来的照片和语音。声音嘈杂，背景里能听到女人们尖声尖气的笑声，那笑声高得刺耳，像有人用指甲刮玻璃。
安娜·彼得罗夫娜到的时候，停车场里已经停满了车。说是停车场，其实就是一片被压平的泥地，上面歪七扭八地停着各种汽车：有老旧的拉达，有褪色的日古力，还有几辆漆面起泡的进口二手车。其中有一辆车格外引人注目——一辆崭新的白色轿车，车牌号是三个八，车身上贴满了亮闪闪的水钻，在阴天的光线里依然刺眼。这辆车的主人是活动群里最活跃的那个——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一个自称“前超模”的女人，四十二岁，社交媒体上有两千个粉丝，其中一千九百个是她花钱买的。
安娜·彼得罗夫娜下了车，站在这片泥地上，环顾四周。
她终于明白了司机说的“埋过东西”是什么意思。
这片地方有一种说不出的不对劲。不是说它破，破的地方她见得多了，萨拉托夫到处都是破地方。这种不对劲是一种更本质的东西，像是这片土地本身在排斥生命的痕迹。
白桦林确实存在，但那些白桦树长得歪歪扭扭的，像一群被风吹弯了腰的人。树干上的黑色斑纹不是普通的树皮纹路，而是一个个清晰的、类似人脸的轮廓——有眼睛，有鼻子，有张开的嘴，像是在无声地尖叫。地上的落叶不是金色的，而是灰白色的，踩上去“咔嚓”一声就碎了，碎成粉末，像骨灰。
那栋两层楼房——活动的举办地——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破。外墙上的灰泥大片大片地脱落，露出发黑的砖头。窗户上的玻璃有几块是碎的，用硬纸板和胶带糊着。大门是铁的，锈迹斑斑，门把手上系着一条褪色的红绸带，绸带在风里飘着，像一条舌头。
房子前面竖着一块木牌，上面用红色油漆写着四个字：“白桦林庄”。下面的“园”字缺了一半，看起来像“庄”字长了一条腿。
安娜·彼得罗夫娜深吸一口气，推开那扇铁门，走了进去。
一楼的大厅很大，大到回声很明显。她每走一步，脚步声就在空旷的空间里来回弹跳，像有人在模仿她走路。天花板上吊着一盏巨大的枝形水晶灯，但水晶灯上挂满了蛛网，灯泡也只有一半是亮的，发出的光昏黄而微弱，像垂死病人的脉搏。
大厅里已经聚了几十个女人。
她们都穿着婚纱。
白的，米白的，象牙白的，浅香槟的。有拖地长裙，有及膝短裙，有露肩的，有长袖的。有的婚纱明显是新的，蕾丝和珠片在昏暗的光线里依然闪光；有的则旧得不像话，布料发黄，拉链坏了用别针别着，裙摆上有不知道是谁留下的褐色污渍。
但所有这些女人有一个共同点——她们的脸上都挂着同一种笑容。那是一种用力过猛的笑容，嘴角咧到最大，眼睛却没什么笑意，看起来像一个个被线牵着的木偶，线被扯得太紧了，随时可能断。
“安娜！你来了！”一个高亢的女声从人群里传来。
安娜·彼得罗夫娜循声望去，看见了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真人比照片上看起来更瘦，瘦到锁骨像两把刀子一样戳出来。她的婚纱是露肩的，于是那两把刀子就赤裸裸地亮着，白惨惨的，让人想起解剖室里放在搪瓷盘上的标本。
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热情地拉住安娜·彼得罗夫娜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冻鱼。
“快去挑婚纱！快！”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声音像一根针，又细又尖，“好款式已经不多了！我刚才看到一条特别好看的，结果被薇拉抢走了，你知道薇拉吧？就是那个开白色车的，她一个人拿了三条！三条！”
安娜·彼得罗夫娜被拉着穿过大厅，经过那群穿着婚纱的女人。她们都在说话，七嘴八舌地说话，没有人听别人说话，所有人都在同时发出声音。那声音汇成一股嗡嗡的洪流，像一大群苍蝇围着一块腐肉打转。
“我跟你们说，我这条婚纱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
“刚才那个化妆师给我画的眉毛，一高一低，我让她重画，她居然说是我眉毛本来就一高一低……”
“摄影师呢？摄影师在哪？我要先拍单人照，不要跟别人合影……”
“八千卢布太值了，你们看我这条婚纱，外面最少两万……”
安娜·彼得罗夫娜被带到一个侧厅，侧厅里挂着几十条婚纱，像一排排被吊死的白色幽灵。她伸手摸了摸最近的一条，布料的手感很奇怪，不像丝绸，不像棉麻，倒像是某种纸——对，就是纸，粗糙的、吸水的、一撕就破的那种纸。
“这些都是样品，”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说，语气像是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好事，“但没关系，穿上拍照看不出来的。”
安娜·彼得罗夫娜挑了一条最简单的款式，没有蕾丝，没有珠片，就是一条白色的连衣裙，裙摆到膝盖。她把它从衣架上取下来的时候，手指碰到了一个黏糊糊的东西——是一块不知道什么时候沾上去的口香糖，已经干了，像一块灰色的疤。
她走进更衣室。更衣室是一个用夹板隔出来的小格子，没有门，只有一条发黄的布帘。她拉上布帘，开始脱衣服。布帘外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是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那只灰猫头像的主人。真人看起来比她的头像老了十岁，脸上有很多细碎的皱纹，像干涸河床上的裂纹。
“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地方有点……”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的声音很小，像是怕被什么东西听到，“有点不对劲？”
“什么意思？”有人问。
“我进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了，那个大门上没有门牌号。你们谁在导航上搜过这个地方？搜不到。我问主办方具体地址，主办方说‘到了就能看到’。我开车过来的路上，导航把我带偏了三次，最后我是在路边看到一个老太太，问她路，她才指给我。你们猜那个老太太说了什么？”
“说了什么？”
“她说——‘你们是去参加那个婚礼的吧？那个地方啊，以前是停尸房。’”
一阵沉默。
然后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尖锐的笑声响了起来：“停尸房？哈哈哈哈哈，那不正好吗？我们都单身这么多年了，可不就跟死了一样吗？现在嫁给自己，就算是复活了！”
几个女人跟着笑了起来，笑声很响，但空空的，像敲一个空罐头盒。
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没有再说话。
安娜·彼得罗夫娜穿上了那条白色连衣裙。它不合身——肩膀太宽，腰太紧，长度倒是刚好，但裙摆的缝线已经开了，走路的时候会露出大腿。她对着更衣室里那面裂了一条缝的镜子看了看自己。镜子里的女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白色衣服，脸涂得很白，眼皮上有两坨蓝色，嘴唇红得像在流血。
她想笑一下，但镜子里的女人没有笑。
她试了三次才成功挤出一个笑容。
仪式在大厅里举行。
大厅里临时搭了一个小台子，台子上铺了一块白色桌布——不，那不是桌布，那是一块旧床单，边角的商标还在，写着“伊万诺沃纺织厂，一九八七年产”。床单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铜镜，一面古老的、边沿发绿的铜镜。铜镜旁边是一束花，花是塑料的，上面落了厚厚一层灰。
主持人是活动的主办方，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一件皱巴巴的黑色西装，领带系得很紧，勒得他脖子上的青筋都鼓了出来。他的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像涂了一层猪油。他的脸上挂着一种职业性的微笑，那微笑从他的嘴唇开始，到他的眼睛就结束了，像一条路修到悬崖边上就断了。
“女士们！”他张开双臂，声音洪亮得像在火车站广播，“欢迎来到‘一生一世·嫁给自己’集体婚礼！今天，你们每个人都是新娘，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将完成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结合——和自己的结合！”
女人们鼓起掌来。掌声很响，但不整齐，噼里啪啦的，像一锅豆子在炸。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你自己更了解你，没有人比你自己更爱你，没有人比你自己更值得你托付终身！”主持人的声音越来越高，像是被什么东西推着往上走，“婚姻不是女人唯一的归宿，但——嫁给自己，是每一个独立女性最终的归宿！”
又是一阵掌声。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鼓得最用力，她的手掌都拍红了，像一个狂热的信徒在朝拜。
“现在，请各位新娘依次上台，面对铜镜，对自己说出誓言。誓言可以自己写，也可以用我们提供的模板。记住——这一刻，你是你自己的新郎，也是你自己的新娘。你是你自己的父亲，把你交给你自己。你是你自己的母亲，为你自己盖上头纱。”
第一个上台的是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那个开白色水钻车的“前超模”。她穿着一条拖地长裙，裙摆太长，她走上台的时候踩到了裙角，趔趄了一下，但很快稳住了。她站在铜镜前，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清了清嗓子。
“我，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她的声音在颤抖，但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激动，“发誓从今天起，爱自己，珍惜自己，忠于自己。不管贫穷还是富有，不管疾病还是健康，不管——”
她突然停住了。
大厅里的所有人都看着她。她张着嘴，像是忘了词。然后她低头看了一眼那张纸，继续念：“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会放弃自己。”
她念完最后一句的时候，眼泪流了下来。眼泪顺着她涂了厚厚粉底的脸颊流下来，在粉底上冲出两条沟壑，露出底下真实的、暗黄的皮肤。她哭得很厉害，肩膀一耸一耸的，但她的嘴角是上扬的——她在笑。
又哭又笑。
安娜·彼得罗夫娜看着她，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揪了一下。那个东西很小，但揪得很深，像一根针扎进了心脏最柔软的地方。
她想移开目光，但做不到。
接下来的每一个女人走上台的时候，都在哭。不是那种安静的、隐忍的哭，而是那种大声的、不加掩饰的、近乎歇斯底里的哭。她们哭着念完誓言，哭着拥抱自己——她们真的在拥抱自己，双手环抱着自己的肩膀，像抱着一个看不见的、需要安慰的人。
轮到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时候，她哭得最厉害。她几乎是吼着念完了誓言，声音大到整栋楼的回声都在跟着她喊：“我爱我自己！我永远不会离开我自己！我永远不会背叛我自己！”
那声音在空荡荡的大厅里来回弹跳，一遍又一遍，像一个永不停止的回音。
安娜·彼得罗夫娜是倒数第二个上台的。
她站在铜镜前，看见镜子里的自己。那面铜镜很老了，镜面模糊不清，她的脸在镜子里变形了——眼睛太大，嘴巴太小，整张脸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揉皱了又展开。她张开嘴想说点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她低下头，看见铜镜的边缘刻着一行小字，字迹很浅，几乎被铜锈盖住了。她凑近去看，勉强辨认出那行字：“……死后七日……”
后面的字看不清了。
“安娜·彼得罗夫娜？”主持人的声音从旁边传来，“你的誓言？”
安娜·彼得罗夫娜猛地抬起头。她看见镜子里那张变形了的自己的脸，那张脸上的蓝色眼影和红色嘴唇在铜绿色的镜面里显得格外诡异，像一张画错了的画。
“我——”她的声音很小，小到只有她自己能听到，“我嫁给我自己。”
大厅里的女人们没有听到她说的话，但她们还是鼓掌了。她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只要台上的人停下嘴，就鼓掌。
仪式结束后，是拍照环节。
七十个穿着婚纱的女人站在白桦林里拍照。摄影师是一个瘦高的年轻人，脖子上挂着两台相机，看起来专业，但他的手一直在抖——不是因为冷，虽然天气确实冷，气温只有零上两度，女人们裸露的肩膀和手臂上都起了鸡皮疙瘩，但没有人说冷。她们都在笑，对着镜头笑，笑得脸都僵了。
“靠近一点！”摄影师喊道，“再靠近一点！对，就是这样！笑！笑大一点！”
七十个女人挤在一起，肩膀挨着肩膀，手臂挽着手臂。她们的白裙子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显得格外刺眼，像七十朵在坟场上同时盛开的白花。风从白桦林深处吹来，把她们的裙摆和头纱吹起来，那些白色布料在空中翻飞，像一群受惊的白鸟。
安娜·彼得罗夫娜站在最后一排，她的左边是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右边是一个她从没在群里见过的女人。那个女人很年轻，看起来不到三十岁，但她的眼睛里有一种只有老人才有的空洞，像两口枯井。
“你叫什么名字？”安娜·彼得罗夫娜小声问。
那个女人转过头来看着她。她的脸很漂亮，五官精致，但她的嘴唇是紫色的，不是涂了口红，而是那种从皮肤底层透出来的、缺氧的紫色。
“卡佳。”女人说。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卡佳什么？姓什么？”
女人没有回答。她转过头去，重新面对镜头。风吹起她的头纱，头纱飘到安娜·彼得罗夫娜的脸上，安娜·彼得罗夫娜闻到一股奇怪的气味——不是香水，不是洗衣液，而是某种更古老的、更本质的气味。
泥土的气味。
葬礼的气味。
拍照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等最后一张照片拍完，天已经快黑了。萨拉托夫的秋天，天黑得早，四点多钟就开始暗下来，五点钟就像半夜一样黑。
女人们开始陆陆续续地回到大厅里，脱婚纱。
问题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什么？婚纱不能带走？”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从侧厅传来，像一把刀划破了整栋楼的寂静。
安娜·彼得罗夫娜循声走过去，看见侧厅里已经围了一大群人。人群中央，主办方那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正在跟几个女人交涉，他脸上的职业微笑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紧张的、略显心虚的表情。
“女士们，请听我解释，”他的声音不再洪亮，而是变得又尖又细，像一只被踩了尾巴的老鼠，“活动规则从一开始就写得很清楚——婚纱是租赁的，活动结束后需要归还。这是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着的。”
“什么合同？”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声音从人群中炸开，“我们没有签过任何合同！我们只是网上报名、网上付款！哪来的合同？”
“报名的时候有一个用户协议，您点击了‘同意’——”
“谁看用户协议啊？那都是格式条款！不合理的！无效的！”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脸涨得通红，她的婚纱还没有脱，白色的裙摆在地上拖出了一条长长的灰痕，“我们花了八千卢布，八千卢布买一条婚纱怎么了？你看看你们这些婚纱，旧的旧，破的破，成本价有没有两千卢布都是问题！你们这根本就是欺诈！”
“就是！欺诈！”十几个声音同时附和。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挤到最前面，她的拖地长裙已经被她提了起来，露出两条瘦得像竹竿一样的腿。她的眼睛红红的，不知道是哭的还是气的。
“我跟你们说，”她的声音在发抖，但语气是不容置疑的，“我这个人，最讲道理。你们要我们归还婚纱，可以。但你们要给我们一个说法——八千卢布，我们得到了什么？一条旧婚纱？几个小时的场地使用？几张照片？我告诉你们，这不行。要么婚纱归我们，要么你们退钱，二选一。”
主办方的男人擦了擦额头上的汗。他的发胶被汗溶化了，一缕头发掉下来，搭在他的眉毛上，像一条黑色的虫子。
“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您听我说，婚纱的所有权属于我们公司，你们只是租赁——”
“租赁？”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不大，但很清楚，“既然租赁，应该有租赁合同。合同上应该写明租赁期限、租金、押金、损坏赔偿标准。这些都没有，你们怎么证明这是租赁？”
大厅里安静了一秒。
主办方的男人张了张嘴，又闭上了。
安娜·彼得罗夫娜站在人群外围，看着这一切，心里那根细细的针又出现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身上那条不合身的白色连衣裙。裙摆上的开线更长了，露出她的大腿，大腿上有鸡皮疙瘩，不是因为冷——虽然确实冷——而是因为恐惧。
一种她说不清道不明的恐惧。
“这样吧，”主办方的男人终于开口了，他的声音已经彻底失去了之前的底气，变得低三下四，像一条夹着尾巴的狗，“大家今天也累了，先回去休息。这件事情我们改天再协商，好不好？”
“不好！”七十个声音异口同声地说。
然后，就像有人在指挥一样，七十个女人同时掏出了手机。她们开始录像，开始录音，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声音最大，她几乎是吼着对着手机镜头说：
“萨拉托夫的姐妹们！七十位大龄未婚女性被无良商家欺诈！八千卢布打了水漂！商家拒绝归还婚纱，还威胁我们！大家帮我们转发！让更多人看到！”
她的声音在白桦林里回荡，惊起了几只乌鸦。乌鸦从歪歪扭扭的白桦树上飞起来，在灰黑色的天空中盘旋了几圈，然后消失在了白桦林深处。
那天晚上，安娜·彼得罗夫娜回到家，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裂缝在黑暗中看起来更深了，像一道张开的伤口。
她的手机一直在震。活动群里已经炸了锅，消息一条接一条地蹦出来，速度快到她根本来不及看。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发了十几条长语音，每一条都在骂主办方；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发了一张自己穿着婚纱在家里的自拍，配文是“我就不还，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没有发言，但她在群里分享了一个链接——萨拉托夫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的投诉页面。
安娜·彼得罗夫娜翻了翻聊天记录，突然注意到一个细节。
从下午到现在，没有人提到卡佳。
那个年轻的、嘴唇是紫色的、说自己叫卡佳的女人。
她翻了翻参加活动的名单——七十个人，每个都有名字。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薇拉·亚历山德罗夫娜，安娜·彼得罗夫娜……一共六十九个名字。
没有卡佳。
她翻了三次，都没有。
安娜·彼得罗夫娜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的墙纸已经翘起来了，露出底下一层更旧的墙纸。那一层墙纸上印着花纹，花纹的图案是一朵一朵的小白花，在黑暗中看起来像一只一只的小眼睛。
她闭上眼睛。
她以为自己会睡不着，但她几乎是在闭上眼睛的瞬间就睡着了。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穿着那条白色连衣裙，站在白桦林里。白桦树上的人脸轮廓在看着她，那些张开的嘴在无声地喊着什么。她低下头，看见自己的白色连衣裙在变——从白色变成灰色，从灰色变成黑色，最后变成了一种暗红色的、像是被什么东西浸透了的颜色。
她醒了。
手机在震。
她拿起来一看，是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在凌晨两点发的一条消息，只有一句话：
“姐妹们，我查到了。那个‘白桦林庄园’，以前不是疗养院。以前是萨拉托夫市立太平间。八十年代末关闭的，因为地方不够用，后来就荒废了。那片白桦林是后来种的，种了三十多年了，一直长不好。”
消息底下有一条回复，来自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
“那片白桦林底下埋着的是当年没人认领的尸体。太平间放不下了，就埋在林子里。三十多年了，那些白桦树吸收的是——”
她没有打完这行字。
因为消息发到一半的时候，她的账号突然显示“用户已注销”。
安娜·彼得罗夫娜盯着那个灰色的“用户已注销”提示，盯了很久。窗外的风在吹，吹得窗框嗡嗡作响，像有人在远处哭。
又像是有人在远处笑。
三天后，萨拉托夫城内出现了一条新消息。
消息来自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账号——但所有人都觉得那条消息的语气不像她。消息写道：
“姐妹们，我们被骗了。那个活动的主办方，根本不是什么婚庆公司。他们是做丧葬用品的。那些婚纱，都是从棺材里扒出来的。是死人穿过的。”
底下附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件婚纱的特写，领口的标签上印着一行小字，需要放大才能看清：
“萨拉托夫市立太平间·财产编号·遗失不补。”
消息发出后十七分钟就被删除了。
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的账号也随之注销。
那天晚上，安娜·彼得罗夫娜又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还是穿着那条白色连衣裙，但这次她不是在白桦林里，而是在一个更小、更暗、更窄的地方。她躺在一个铁质的台子上，头顶有一盏灯，灯很亮，亮得刺眼。她想要坐起来，但她的身体动不了。她想要喊，但她的嘴张不开。
她听见有人在说话。声音很远，像隔着一堵墙。
“……这个是谁？”
“不知道，没有身份证明。送来的时候就没有。”
“……那就照老规矩吧。登记成无名氏，编号三七四一。时间到了就处理掉。”
“什么时候处理？”
“过完这个月吧。太平间不够用了，得腾地方。”
安娜·彼得罗夫娜猛地睁开眼。
她躺在床上。天花板上那道裂缝还在。窗外，天还没亮。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是活动群里最后一条幸存的消息，来自一个她不认识的账号，头像是一张空白的灰色方块：
“你们知道吗？嫁给自己，在罗刹国的古老传说里，有一个专门的说法。那个说法是——嫁给死人。”
消息发出后三秒，账号注销。
群里只剩下六十八个人了。
安娜·彼得罗夫娜盯着那个数字看了很久。六十八。七十个人参加活动，现在群里只有六十八个人。娜杰日达·瓦西里耶夫娜不在了。柳德米拉·伊万诺夫娜也不在了。
那个嘴唇是紫色的、说自己叫卡佳的年轻女人，从来没有在群里出现过。
安娜·彼得罗夫娜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回想起卡佳当时说的话。她说的不是“我叫卡佳”。她说的是——“卡佳。”
没有姓。
只有名。
在罗刹国，只有死人才会被只称呼名而不提姓。
安娜·彼得罗夫娜的胃开始绞痛。不是那种隐隐约约的、可以忽略的痛，而是那种剧烈的、像有只手在里面拧的痛。她蜷缩在床上，额头抵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气。她的手机掉在了地上，屏幕朝下，但她能听到手机在震——消息还在不停地进来，一条接一条，像敲门的节奏。
她没有去看那些消息。她不需要看。她知道那些消息在说什么。
她们在讨论下一步怎么联合起来，怎么声讨主办方，怎么要回那八千卢布，怎么索要赔偿。她们要组织起来，要写联名信，要找律师，要去法院，要去电视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她们被欺负了。
她们要连本带利地要回来。
要演出费，要精神损失费，要名誉损失费，要一切她们能想到的费用。
安娜·彼得罗夫娜把脸埋在膝盖里，她的眼泪流了出来，无声地、大滴大滴地流。她不知道自己在哭什么。是为那八千卢布？是为那条从棺材里扒出来的婚纱？是为那个叫卡佳的、嘴唇是紫色的年轻女人？还是为她自己——一个三十八岁的、在萨拉托夫国营书店工作的、嫁给了自己的老姑娘？
她不知道。
她只知道一件事。
那个活动的主办方，那个穿黑色西装、头发涂了猪油一样的男人，在所有人都离开白桦林庄园的时候，站在那扇生锈的铁门旁边，对着每一个离开的女人微微鞠了一躬。
当安娜·彼得罗夫娜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抬起头，看着她的眼睛，说了一句她当时没在意的话。
他说：“欢迎下次再来。”
现在，在凌晨三点十五分的黑暗中，安娜·彼得罗夫娜终于明白了那句话的意思。
不是“欢迎下次再来参加活动”。
而是“欢迎下次再来这里”。
以另一种形式。
窗外，风停了。萨拉托夫的这个夜晚变得异常安静，安静到安娜·彼得罗夫娜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咚，咚咚。那声音从她的胸腔里传出来，在安静的房间里回荡，像一只困在玻璃罐子里的飞蛾在扑打翅膀。
然后，她听到了另一个声音。
很轻，很远，像是从白桦林的方向传来的。
七十个女人穿着白色婚纱，在白桦林里唱一首古老的罗刹国葬礼挽歌。
歌声在风里飘散，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消失在黑暗中。
安娜·彼得罗夫娜把被子拉过头顶，蜷缩成一个婴儿的形状。她的嘴唇在发抖，牙关在打颤。她闭上眼睛，但眼前不是黑暗，而是一片白桦林，树干上的人脸轮廓都在看着她，那些张开的嘴终于发出了声音。
它们在喊她的名字。
安娜。
安娜·彼得罗夫娜。
她没有回答。
她不敢回答。
因为在罗刹国的古老传说里，如果你在深夜听到有人叫你的名字，而你回答了——
你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窗外的歌声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