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怀节认为，廉知珩的这句话总结得很到位，判断也很准确，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想的。
资本唯一的属性就是增殖，癌细胞一样的快速增殖，哪怕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自噬。
当数据失去它生产要素的地位之后，它一定会被资本据为己有，进而成为资本牟利的重要工具。
“知珩兄，你果然是金融学大才，一语中的！你这一句话，让我产生了不吐不快的强烈倾诉欲望。”
“你说，我洗耳恭听！”
李怀节把茶杯往旁边推了推，坐直了身体。
“知珩兄，你刚才说了资本扭曲制度。我讲个案子，讲的是资本扭曲伦理。
这个案子的原件，据说已经在一场失火里毁掉了，我在我的老校长那儿，看到的是影印件。”
廉知珩没有接话，身子完全侧了过来，面对着李怀节，眼神很认真。
“1978年到1992年，我们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有一个特点，信息渠道决定一切。
谁掌握了‘出口创汇’的信息，谁就掌握了资源配置的通行证。因为那时候，出口创汇是硬指标，是政治任务。”
廉知珩点点头，表示自己理解那个阶段的特殊性：“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阶段，很特殊。”
“沪上国棉三厂、五厂、十一厂，三家国有大厂。有一天，来了一家贸易公司，某特区区政府设立的贸易进出口公司。
有政府背书，有进出口权，开口就是‘帮你们出口创汇’。”
“棉坯布、棉纱，国棉厂最不缺的就是这个。对方说，我们有海外渠道，你们出货，我们包销，创汇任务你们完成，利润你们拿大头。
三家厂一听，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
“结果呢？”廉知珩问。
“五个月。”李怀节伸出五个手指，“五个月，三家厂的棉坯布、棉纱，三天一个车队，连续往特区的对方仓库发了五个月货。
对方一开始还付点定金，后来就是‘货到付款’，再后来就是‘出口手续还没办完，再等等’。
三家厂等来等去，等到的是人去楼空。
厂家销售干部找区政府要说法，被告知：贸易公司被私人承包了，承包人卷款跑路是私人行为，区政府不承担任何责任。
七个亿的货款，没了。”
廉知珩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住了，轻声感慨：“那个年代的七个亿啊，厂里的工人要怎么活下去！”
“这一点，影印件里没有描述，我不清楚。”李怀节的声音有些低沉，“在我看来，这七个亿的货，不是被骗走的。
是被‘出口创汇’这四个字‘推’走的。
骗子说‘出口创汇’，三家厂的领导不能不信。
他们怕的不是被骗，是错过创汇任务，或者说，被上级领导认定自己错过创汇任务而被惩罚。
在那个年代，出口创汇就是最大的政治任务。”
“后来呢？没人管？”
“管了。沪上经侦部门顶着地方上的阻力，59名经警，查了一个季度，证据收集齐了。
但特区政府说，‘证据需要进一步核实’，案子就搁置下来。”
廉知珩叹了一口气，近乎喃喃自语：“这可真是，扭曲了道德伦理。”
李怀节能体会到廉知珩接触到这个案子后，受到的心灵冲击，因为当初他也是这样。
但是，这不是李怀节要表达的重点。
“知珩兄，你想想。一家区政府成立的国资公司，每年100万管理费，承包给私人。
这个私人拿着国资的壳，去骗国有大厂的货。出了事，区政府说‘证据要核实’。
这个案子，从头到尾，每一个环节，都是‘合规’的。
国资公司是真的，进出口权是真的，合同是真的，公章是真的。唯一假的，是那个承包人的心。”
廉知珩沉默了几秒。
“那个年代，身份证连派出所都没办法辨别真假。”李怀节的声音低了一些，“一张假身份证，一个真公章，一句‘出口创汇’，就能让三家国有大厂把七个亿的货送出去。
信息渠道掌握在谁手里，谁就掌握了那个年代的‘通行证’。
这就是骗子之所以成功的原因所在，信息渠道被人高度集中掌控。”
“这不是个案。”他看着廉知珩，“这是一整套‘信息不对称’的玩法。
在那个年代，谁掌握了信息渠道，谁就能定义‘什么是真的’。
国棉厂以为自己在做出口创汇，实际上是在给骗子做嫁衣。
他们不是不知道有风险，他们是没有渠道去核实这个风险。信息渠道的缺失，让他们连‘怀疑’的资格都没有。”
廉知珩的坐姿明显后仰，斜靠在沙发上，右手轻轻抚摸着沙发的扶手，这是他沉思时下意识的姿势。
他在仔细回想国家从启动改开以来，经济建设上的一道道曲线。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李怀节通过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把90年代那种全民躁动却又有力使不上的时代符号，清晰地勾勒出来。
这个李怀节，经营经济方面的天赋先不说，单单在归纳总结这一项能力上，就有着相当高的水平。
起码，他的全局视野是不比自己差的。
“你说的这个案例让我感慨良多。”他抬起头，扫了厨房一眼，里面妈妈汪琼正在现场教学，这才感叹道，“从改开以来，国家经济发展的每一条曲线里，都蕴藏着无数人的探索和付出。
改革的成果，来之不易啊！
要说最好的时代，是九十年代到新世纪的头十年，信息渠道从稀缺变成爆炸。
电话、手机、互联网，一波接一波。国棉厂那种‘被骗了还不知道找谁核实’的事，一下就少了。
信息流动起来，市场跟着活起来。
那十几年，是我们经济跑得最快的一段时间。”
李怀节没有反应过来，下意识地跟着廉知珩的话题往下跑。
“因为资本没来得及控制通讯技术。”他接过话，“九十年代，通讯是基础设施，是国家在铺路。
资本想进来，得跟着国家的节奏走。它跑得再快，也快不过光纤和基站。
所以那十几年，信息是流动的，市场是开放的，经济发展的速度自然是狂飙猛进，一路高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