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那头只剩下粗重的喘息声。
我说：“晓静，对不起。”
她没有回应，电话挂断了。
我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忙音，把手机揣进口袋里，转身走进了帐篷。
那天晚上我躺在睡袋里，盯着帐篷顶，一夜没睡。
我想了很多事情......
想我爸，想我爷爷，想摩围山，想我第一次爬上雪山时看到的云海。
想晓静第一次跟我说“我想嫁给你”时的眼神，想岚音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
我到底是怎么把这一切都搞砸的？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信错了很多人，辜负了最爱我的人，而我甚至不知道该怪谁。
怪那些骗我的人？怪我自己太蠢？还是怪这座山？
山什么都没做错，它只是在那里，是我自己选择了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人，而不是相信它。
第二天，我收拾好装备，继续上山。
我没有别的路可走，摔到谷底也得重新爬起来。
钱没了就再赚，日子还要过下去。
我只能爬山，一座接一座地爬，直到爬不动为止。
那之后，我没有再回家。
我把自己扔进山里，一趟接一趟地带队，用疲惫和风险来填满每一天。
我不敢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我就会想起晓静在电话里的哭声，想起岚音沉默的眼神，想起自己是一个多么失败的丈夫和父亲。
直到那天，我接到了晓静的电话。
她的声音跟上次完全不一样了，没有了愤怒，没有了尖锐，只有一种颤抖的虚弱。
她说：“黄合，你回来一趟吧。岚音出事了......”
我浑身发冷。
我问她怎么了，她没说话，只是一直哭。
我挂了电话，从山上狂奔下来。
我从未觉得下山的路如此漫长。
我连身上的装备都来不及卸，一路赶到医院。
冲到病房门口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在发抖。
我推开门，看见了岚音。
她躺在病床上，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嘴唇没有一丝血色。
她的左手手腕上缠着厚厚的白色纱布，纱布的边缘隐隐渗出暗红色的血迹。
她闭着眼睛，睫毛一动不动，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躯壳。
如果不是她的胸口还在微微起伏，我几乎以为她已经不在了。
我站在门口，腿软得迈不动步子。
晓静坐在病床旁边，看见我进来，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她的眼睛红肿得像两个核桃，脸上全是干涸的泪痕。
她没有骂我，没有打我，只是用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空洞眼神看着我，然后低下头，轻轻地说了一句：“她割腕了。我发现的。
如果再晚几分钟......”
她没有说完。
她说不下去了。
我一步一步地走到病床边，在晓静旁边坐下来。
我看着岚音的脸，想伸手摸摸她的头发，但我的手抖得厉害，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
我怕把她弄醒，怕她睁开眼睛看见我的时候，眼神里全是失望。
后来医生找我谈话。
医生说，岚音确诊了重度抑郁症，伴有焦虑症状和自残行为，需要立即进行药物治疗和心理干预。
医生问我：“你们家长平时有没有发现她有什么异常？比如情绪低落、失眠、食欲不振、不愿意跟人交流这些情况？”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异常？她一直都是这样啊。
她从小就话少，从小就喜欢一个人待着，我以为那是性格，我以为是随我。
我不知道那是病。
我甚至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开心的。
我一年到头在山上，一年回家不了几次，我连她每天吃几顿饭、睡几个小时都不知道，我怎么可能知道她开不开心？
我和晓静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我问她：“怎么会变成这样......”
她双手捂着脸，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断断续续的，“都怪我，我不该逼她去艺考的......”
她把她知道的都告诉了我......
原来，岚音在艺考班过得非常不好。
她的个子太高，一米七五的女生站在一群平均身高一米六的同学中间，像一根突兀的电线杆。
班上的几个女生给她起外号，每次排队形的时候都故意把她挤到最后一排，笑着说“你太高了，站前面挡镜头”。
形体课上，老师让每个人展示一段自选舞蹈，岚音肢体协调性本来就一般，又紧张，跳到一半忘了动作，僵在台上。
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了一句：“有些人吧，白长了一副好架子，舞台上站桩一样，还不如回家种地。”
全班哄堂大笑。
她好像没有朋友。
下课永远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戴着耳机假装在听歌，其实什么都没听进去。
总是一个人吃饭，端着餐盘找一个没人的角落，匆匆扒几口就倒掉。
她跟晓静提过一次，说不想学了。
晓静当时正在忙，头也没抬地说了一句：“花了这么多钱，你说不学就不学？别矫情了，坚持坚持就过去了。”
她就没有再提了。
从那以后，她什么都不说了。
集训结束回来，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难过、所有的绝望，全部咽进肚子里，烂在肠子里。
直到那天，晓静发现她倒在浴室的地上，左手手腕上横着一道深深的伤口，血把白色的瓷砖染红了一大片......
晓静说起这些，又是无尽的自责，她把脸埋在我的肩头，泣不成声：“黄合，我对不起岚音......”
我轻拍着她的后背，喉咙里堵着什么东西，哽着声音，“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回到病房，坐在病床边，握着岚音的手。
那只手很小，很凉，手指细细长长的，指甲剪得很整齐。
她小时候，这双手曾经紧紧攥着我的食指，不肯松开。
她学会走路的那天，摇摇晃晃地朝我扑过来，嘴里喊着“爸爸”，笑得眼睛眯成两条缝。
她七岁那年，我教她用树枝在地上画画，她画了一座山，山顶上站着一个小人，她说那是爸爸......
那些画面像放电影一样在我脑子里一帧一帧地闪过，只可惜我记忆里关于她的美好太少了。
而现在定格在我眼前的，是她躺在病床上，手腕上缠着纱布，脸上没有一丝生气的模样。
我低下头，把额头贴在她冰凉的手背上，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我这一辈子，真的很少流泪。
我怕失去她。
我怕眼前定格的是我记忆里关于她最后的画面。
我怕我这个失败的父亲，连弥补的机会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