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欣踩着路边的石子，眉头拧得紧紧的，额前的碎发被风吹得乱晃：“这就奇了，偷什么不好，专偷这些不值钱的破刀？难道凶手还缺这几件家伙什？”
何锋望着街对面那排斑驳的墙，墙皮剥落处露出里面的黄土，像一道道狰狞的伤疤。他沉默不语，指间的烟燃到了尽头，烫得指尖发麻才猛地回神。线索就像个断了线的风筝，本以为能顺着线找到放风筝的人，没承想风一吹，线就断了，风筝飘着飘着，连影子都没了，只剩下满手空茫。
傍晚时分，天色灰蒙蒙的，像蒙了层湿布，压得人喘不过气。王淑兰还是被邻居搀扶着去了趟殡仪馆。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领口磨出了毛边，脚步虚浮得像踩在棉花上，眼神直勾勾的，从进门起就死死攥着衣角，指节泛白得几乎要嵌进肉里。可当盖在死者身上的白布被掀开时，她只看了一眼，就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那声音像被捏住脖子的猫，尖锐得刺破了殡仪馆的死寂，随即直挺挺地倒了下去——死者的面部被毁得实在太彻底，皮肉外翻，根本看不出原本的模样，别说辨认容貌，连基本的轮廓都模糊不清。最终，确认身份的事还是落了空，只留下满地狼藉的哭声和医护人员匆忙施救的身影。
何锋和马欣回到公安局时，办公楼的灯已经亮了大半，橘黄色的光晕透过窗户洒在院子里，映着地上的积水泛出冷光。走廊里来来往往的都是调查回来的同事，一个个眼窝发黑，衬衫皱得像咸菜干，有人靠在墙上就打起了盹，头一点一点的，连呼吸都带着浓重的疲惫。办公室里，桌上堆着一摞摞的笔录，纸页边缘都被翻得起了卷，烟灰缸里的烟蒂满得溢了出来，散落的火柴梗像一根根细小的骨头。
何锋刚拿起笔，准备整理这一天的线索，走廊尽头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皮鞋踩在水泥地上“噔噔”作响，由远及近。局里的老领导带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走了过来，那男人约莫四十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可脸色铁青，眉头拧得像个解不开的疙瘩，一进门就把文件袋往桌上一摔，“啪”的一声震得桌上的搪瓷杯都跳了跳，水洒出来溅湿了半张笔录纸。
“何锋同志！”男人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像烧红的烙铁砸在地上，“这件事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城墙根那片都传遍了，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是报复杀人的，有说是流窜犯作案的，还有人编出了‘刀妖’的瞎话，说得有鼻子有眼的，弄得老百姓人心惶惶，夜里都不敢出门，连菜站的早市都没人敢去了！”他指着窗外，语气越发严厉，手指因为用力而指节发白，“上面的人很不高兴！现在正是抓治安的关键时候，出了这种事，怎么给老百姓交待？怎么稳定人心？”
何锋站起身，脊背挺得笔直，蓝色警服的领口系得严严实实：“是，我们正在全力调查，已经排查了周边三个街道，走访了五十多户人家。”
“全力？”男人冷笑一声，笑声里带着浓浓的嘲讽，“全力调查到现在连凶器都没找到？死者身份都没确认？我告诉你，上面已经下了死命令——十天！十天之内必须破案，把凶手绳之以法！不然别说我，就是局里的老领导，也没法给上面回话！”他顿了顿，目光扫过满室疲惫的警员，语气稍缓却依旧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资源我们给，人手我们调，市局的痕迹专家明天就到，但案子必须破！明白吗？”
“明白！”何锋的声音掷地有声，尽管眼底的血丝已经爬满了眼白，像一张细密的网，“保证完成任务！”
男人没再多说，转身就走。黑色皮鞋踩在光滑如镜的水泥地上，发出“噔噔、噔噔”的声响，节奏沉稳却带着千钧之力，像重锤似的一下下敲在办公室每个人的心上，那股不容置疑的压迫感，让空气都仿佛凝固了。门被“砰”地带上的瞬间，办公室里彻底静了下来，只剩下墙上的挂钟在不知疲倦地“滴答、滴答”走着，秒针移动的细微声响在寂静中被无限放大，每一声都像是在为这紧迫的十天倒计时，敲得人太阳穴突突直跳，心里发紧。
马欣望着何锋紧绷的侧脸，他的下颌线绷得像根即将断裂的钢弦，连带着周身的空气都透着一股化不开的凝重。她默默拿起桌上的笔录本，指尖划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字迹——这是近三天走访得来的所有线索，纸张边缘被反复翻阅得起了毛边。不管这条线索有多渺茫，这十天，他们都必须跟时间赛跑，跟那个藏在暗处的凶手赛跑，一步都不能慢，一丝一毫的懈怠都容不得，否则就是对受害者的辜负。
何锋深吸一口气，胸腔里像是灌了铅，他缓缓点了点头，声音沙哑得像是被砂纸磨过，却带着不容动摇的坚定：“是，我明白了。十天之内，一定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话音落下，他心里却像压了块千斤重的石头，沉甸甸地坠着——那可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背后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是父母撕心裂肺的哭喊，容不得半点差池。
领导走后没多久，马欣和赵磊就快步走了过来，脸上带着几分急切，眼底还残留着刚才被训斥的紧张。马欣率先开口，语速飞快：“何局，刚才值班室来电话，说有个住在城墙根附近的大爷来反映情况。他说案发那天凌晨四点多，起夜时在城墙根的小路上，看到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推的是辆二八大杠，后座鼓鼓囊囊的，用深蓝色帆布裹得严严实实，看着像是捆了什么长条状的东西，轮廓硬邦邦的。那人穿件黑色棉袄，戴顶灰扑扑的前进帽，帽檐压得极低，几乎遮住了半张脸，压根看不清长相。”